在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远未结束。我国是最早基本控制疫情的国家，但抗击疫情也反映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方面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急需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近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38次双周协商座谈会，邀请医疗卫生界全国政协委员、专家代表，围绕“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的主题，集思广益、建言献策。
监测预警：筑牢医疗机构第一道防线
“每年都有这么一群羊，但今年在羊群里混进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新冠病毒，如果医疗机构内有一支完备的公共卫生队伍，就有可能更早地把它揪出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作为特邀专家学者参会，一开口就以其标志性的“网红”科普式表达，道出了加强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张文宏表示，每到冬季，各地都会有很多病例被诊断为病毒性肺炎，致病原大多包括流感病毒、腺病毒、冠状病毒等，但并没有得到精确的病原学诊断。“在大城市，一个冬天可能会有上万例，按照病毒性肺炎的常规处置，一般都不会有事。”张文宏说，如果医院感染科有足够的科研能力、诊断疑难感染性疾病的能力，这些病毒性肺炎病例大多能得到明确的病原学诊断，但由于感染科能力的弱化，这些病例只能全部作为不明原因肺炎上报，无形中降低了直报系统预警监测的敏感性。
“如果能把羊群的范围缩小，集中精力研究那些真正找不到病原的病例，就能更快地找到可能藏在其中的披着羊皮的狼。”张文宏建议，要重视和加强医院感染病学科的能力建设，配备完备的公共卫生队伍和设备，提高病原鉴定能力，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这是筑牢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暴发的第一道防线”。
医防融合：强化医疗公卫高效协同
在医防融合方面，加强人才培养、开展业务培训，成为多位委员共同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张茅表示，顺畅医防之间的交流机制，要努力做到“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鼓励疾控人员到医疗机构进修临床知识技能、医疗机构人员到疾控机构接受公共卫生知识技能培训，着力培养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复合型人才。加强协同联动，特别是通过建立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清单，来强化其疾病预防控制职责。
“以网格化布局医联体作为支撑，建立健全医联体内疾控、临床、科研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才能真正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的高效协同。”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提出，加强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在注重专家资源下沉的同时，要明确医联体内部分专科临床医师须接受公共卫生、院感防控能力培训，并明确培训与职称晋升、绩效考核挂钩。
在回应委员们所提意见和建议时，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表示，我国将在临床医学本科人才培养中，强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传染病防控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将其列为必修课。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方面，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同时推进高校与疾控机构、传染病医院的合作，建设公共卫生实训示范基地。
平战结合：坚持科学设计避免粗放
“这是正在建设的一栋病房大楼的楼层平面图，在原来设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扇门，就能完全达到传染病病房‘三区两通道’的防控要求。”会议现场，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展示了3张图片，以实例说明了在新建病房设施如何落实“平战结合”，通过专门设计完成普通病区向传染病区的转换，“只要在各楼层增加一道门，全楼400张病床可以全部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几乎没有增加什么成本”。
新冠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或传染病医院发挥了定点收治的重要作用，但重大疫情发生时，这些场所的基础设施远远不能满足传染病患者收治需求。蔡秀军建议，相关部门要总结经验，指导医疗单位在新建住院大楼时，按照“平战结合”原则，实现医疗建筑高效利用。
“有很多标准都要抓紧调整了。”听了委员们的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以“平战结合”的思维设计建造医疗基础设施，也给相关建筑标准提出了新的命题。满足病区转换需求，需要尽快针对空调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等配套设施，制定新的建筑设计标准。
“一定要避免采取盲目扩大传染病医院规模的粗放做法，要‘精耕细作’区域内传染病防治资源，充分发挥龙头医院的多学科建设能力和诊治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筛查和预防能力。”胡豫在网格化布局医联体的语境下，同样依照“平战结合”的思维提出，要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联动和人员调集工作，“完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分级分类组建卫生应急队伍，加强培训演练，确保关键时刻冲得出、用得上、干得好”。
学科科研：加强能力建设和创新转化
呼吸学科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和呼吸道传染病的主要专业力量，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认为，其学科体系与能力尚不能满足重大疾病防治的要求。王辰建议，加大对呼吸学科的支持与投入、提升其体系与能力建设水平，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置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专项，扎实弥补包括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在内的重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的短板弱项，为保护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
“要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顶天立地做强科研项目。”针对强化疫情防控的科技支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会上提出了“顶天立地”说，“顶天，就是要致力于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中产生原创性成果，突破从零到一；立地，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转化，解决核心技术应用问题”。
高福说，科技创新前沿探索项目要“上书架”，形成科学理论，进入书刊、课堂；需求导向项目要“上货架”，形成转化成果，服务实际应用。“要研究用什么样的机制，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释放创造力，保障科研创新的成果不被锁在抽屉里。”
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院士则提出了两条实际建议。“针对此前在‘863计划’‘973计划’、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优秀科研团队，建立‘白名单’制度，使其能够获得持续的科研支持。”陈薇表示，优秀团队得不到持续支持，研究就会中断、人才就会流失。此外，探索建设国家生物安全科学与产业创新中心，为更多科学家创造科研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
应急储备：保障床位物资有备无患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朱同玉认为，人口密度大、对外联系度高的城市，最易成为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汇聚点和扩散点，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城市，能够在以飞机、高铁为交通工具的人员高流动性条件下，为突发疫情储备足够的空间、物资和专业人员。为此，朱同玉建议，在全国布局建设10个左右区域性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以有效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应定位为生物安全中心、科学中心和创新中心，以集中收治新发突发传染病患者、提高区域内传染病防控和应对能力为基本职能，有效解决当前综合性医院应急收治能力挖潜难，传染病医院规模小、生存难等问题。”朱同玉提出，此类中心应具备三大基础职能，一是区域范围内病例的应急救治，二是快速确认、鉴定病原体，三是开展研发创新及诊断、治疗新技术的应用。
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该如何布局？朱同玉表示，应根据人口分布特点，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规划建设，每个中心具备3000张～5000张床位的收治能力，“日常开放1000张~2000张，用于临床诊疗和慢性病收治，战时床位平时作为战略物资储备和方舱车库等功能使用，遇有突发疫情则迅速转化成病床”。
针对疫情早期医用设备和物资告急的情况，蔡秀军则提出，考虑到重大疫情都需要人民军队参与，建议以战区为区域布局应急物资储备，引导相关企业在交通便捷地点布置厂房。储备物资清单由应急部门确定，产能保障储备由企业完成。建设应急物资保障大数据平台，加强应急物资信息化管理，确保平时在线监控、战时高效调配。
社会治理：应急指挥社区治理并重
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重大疫情，也是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
“要进一步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应急指挥要反应迅速、统一高效、指令清晰。”蔡秀军建议，县级及以上政府要成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心，以便进行统一高效指挥；同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加强跨部门协作，定期举行应急培训和演练，提高处置能力。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立公共卫生应急专家库，由医疗单位、疾控机构、病媒生物防制、消毒等领域专家组成，重点开展重大风险分析研判等工作，为科学、快速处置疫情提供决策参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建议，将健康管理工作融入社区治理，适时推动成立街道、社区两级公共健康委员会，统筹指导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健康社区创建、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可以在街道党工委班子任职，并承担相应责任。”吴浩说，公共健康委员会平时主要围绕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做好促进卫生保健、定期组织应急演练等工作；发生疫情时则与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协同，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哨点，与医共体内的上级医疗机构建立病例发现与应急救治联动机制，与疾控部门建立流行病学调查联动机制，与社区网络建设群防群控的联动机制。吴浩还建议，建立疾控机构向基层医疗机构派驻常驻人员的制度，以更好地充实基层公共卫生力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对委员们提出的建议表示认同，并指出了未来加强基层公共卫生职能建设的方向。强化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公共卫生工作，落实网格化管理职责；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室建设，落实疾病预防的控制职责；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建立公共卫生管理协调机制，增强基层防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