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长子”“华药”停产亲历石家庄发展历程

　　 举国之力的兴建

　　 接下来的那一天，1954年元旦，在石家庄市政府招待处，上年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刘剑章，在打开刚刚调试好的收音机那一瞬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年献词中，听到了令他心潮澎湃、铭记了整整一个甲子的那句话：“向战斗在141工程（按：即后因项目扩充而改名的156工程）建设一线的同志们致敬！”

　　 如今已86岁的刘剑章，当时在华药筹备处秘书组工作，正随苏联专家第一次来到石家庄，调查工业区地下水情况并进行钻探工作。那部当时还堪称“大件”的收音机，是时任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沈万山，为了方便筹备处工作，特意从家里送来的。

　　 “156工程统共只有三个医药项目，华药就占了两个——淀粉厂和抗生素厂。在那个年代，国家为华药投资了7000余万元，在建厂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说是无条件支持，用举全国之力形容华药的建厂，一点也不为过。”谈起当年建厂的气魄，后来担任过华药副总工程师的刘剑章难掩激动之情。

　　 “当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都十分关心华药项目的建设，曾表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厂子建好’。毛泽东主席也专门指出，‘你们需要搞得再快一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专门作过厂史调查的华药报社原社长戴泉力告诉记者。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抗生素、尤其是青霉素当年对一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由于西方实施的禁运，“1949年，1瓶20万单位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虽然仅重0.12克，却相当于黄金0.9克的价格。1951年，上海第三制药厂建立，年产青霉素几十公斤，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很多志愿军伤员因伤口细菌感染化脓而死。如果伤员们能有足够的青霉素，很多人都能快速恢复，甚至起死回生。”

　　 年轻的共和国急需建立自己的抗生素大厂！

　　 1953年6月1日起，就在刘太元、刘剑章他们为抗生素厂选址马不停蹄奔忙的同时，全国各地陆续从医院和轻工行业选调了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批大中专优秀毕业生，组成了“豪华”的创业人才阵容。河北省方面，则派出了当时的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沈万山领衔担任建厂筹备处主任，并从省内五个地区调集数十位县级干部任中层干部参加筹备工作。

　　 令刘太元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华药的建设速度。1954年，当他完成选址前期工作、再次来到石家庄时，第一批建设的3栋工人宿舍主体框架已拔地而起，为抗生素厂运送原料配套加建的铁路专线上，也已停靠了装满建材的货车车厢。

　　 “淀粉塔相当于现在的20多层楼高，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高度。”刘太元回忆，因为高度太高，普通的施工方法已不适用，于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一种全新的施工方法——升模法被应用，这在全国也属首创。谈到这里，老人不禁指指窗外：“那时候的建设，不亚于后来的深圳速度啊。”

　　 1957年7月15日，淀粉厂投产。

　　 1958年3月13日，玻璃厂制造出第一批玻璃小瓶。

　　 1958年6月3日，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线。

　　 “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多久，曾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发酵单位之高感到惊讶，‘老师’转过头来认真地抄我们的生产批报了。”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谋甲，当时在华药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身见证了华药第一支青霉素诞生的全过程。

　　 1958年底，中国人自己选育出的第一株生产用青霉素菌种XP－58－01在华药研制成功，打破了苏联专家“只有科研单位才能搞育种”的断言和技术垄断，结束了用飞机从苏联空运孢子的历史。

　　 中国由此告别了青霉素严重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华药,齐谋甲,工作塔,大气颗粒物,发展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