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入刑” 彰显法治刚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针对当前社会上“医闹”事件频发等问题，草案拟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6月25日《长沙晚报》）

在法治社会，任何纠纷的处理，都需遵守一定的规则。具体到医患纠纷上，有了矛盾和冲突不可怕，只要依法按章处理，再棘手的事，都能找到最佳的处理办法，都能通过一个合理的“出口”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换言之，医患双方的正当诉求，都有表达的地方，都能依法得到保障。

怕只怕没有规矩，或失之规范，双方都由着性子办事，依“人治”来处理冲突，这样虽可尽快息事宁人，但从长远来看，却纵容了闹事，也伤害到法治。“医闹”就是如此，从性质上讲，“医闹”是假借冲突之名，以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手段来争取利益最大化，对医疗秩序构成极大的破坏，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此种行为，应坚决制止。

然而，“医闹”行为如何处理，缺乏具体的规则，当“医闹”没有构成具体伤害时，处理更是缺乏依据，特别是一些软性“医闹”，只“闹心”不“闹事”，纵使医生不堪其扰，可能也拿这些人没办法。法治社会不应允许存在这类空白。此次修法，明确规定故意扰乱医疗单位秩序，严重侵害医护人员身心健康的行为，就是犯罪，应追究刑责，如此一来，包括软性“医闹”在内的所有“医闹”，都被纳入打击范围。这一改变，彰显法治刚性，必将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让“医闹”特别是那些“职业医闹”，不敢轻易行动。

当然，与法治刚性相对应的，是制度柔性，两者不可失之偏颇。打击“医闹”是一策，畅通冲突处置渠道、强化调解的公信力和可信度、提高调解的效率等举措，是另一策。有所“堵”就应有所“疏”，如此才能确保医患纠纷不循“医闹”解决，改由正当合理的途径来处理，并且打击的力度越大，调解和司法途径就得越通畅，此对偶关系，是确保医患纠纷处理步入正常轨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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