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真菌大约有150万种，是仅次于昆虫的第二大生物类群。其中约有14万种是肉眼可见、赤手可摘的子实体大型真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蘑菇。
蘑菇的作用不可小觑。据统计，目前我国食药用菌产业年产量已达到3000多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75%，在种植产业中排在粮、棉、油、菜、果之后的第六位。
大型真菌学研究专家李泰辉一年中有200多天在野外度过。在近40年的科研生涯中，李泰辉踏遍了80多个自然保护区，不仅发现了100多个新种，还主持制定出我国首个毒菇鉴定国家标准，并借助DNA检测等手段，快速判断蘑菇中毒类型，拯救患者的生命于危险之际。
李泰辉
“采蘑菇”的科学家：参与发表130多个新种
1978年，在广东省番禺市(现广州市番禺区)桥南郊七队插队当知青的李泰辉考取了广东省科技学校。两年后，他进入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从事真菌学研究，开始了“与蘑菇打交道”的科研生涯。
李泰辉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过野外考察，进行标本和菌种收集，分类鉴定，一方面选育和驯化有用的品种，推动食用菌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通过森林真菌资源的本底调查，为可持续利用菌类资源提供科学依据与数据积累。
位于先烈中路的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隐藏”着华南地区最大、全国第二的大型真菌标本馆，里面存储着7万多号标本，不少标本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均是独一无二的，被称为“国宝”。这些标本有不少正是李泰辉翻山越岭才采集到的。他告诉记者，以广东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是仅次于西南地区的我国大型真菌种类第二丰富的地区。尤其是在广东南部的亚热带、热带气候地区，蘑菇多样性更丰富。
李泰辉说，植物学家对于自然界都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一个新种的发现，无论对于自然界的理论研究，或是对于人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近40年的科研生涯，李泰辉踏遍了80多个自然保护区，对华南及邻近地区的森林展开了系统调查，参与发表的新种达到130多种。
野外科考：手持驱蛇棍手拿标本袋
为进行资源调查，绘制菌类家族“图谱”,李泰辉需要常年在野外作业，高峰期曾经一年中有200多天在野外度过。废旧的房子、简陋的工作站，都是他和同事夜间借宿的地方。
头戴草帽，一手拿着驱蛇棍，另一手拿着螺丝刀和标本袋，这是李泰辉在野外科考时最常见的打扮。他打趣自己:“远看像捡破烂的，近看也像捡破烂的。”
野外科考常与虫蛇相伴。有一次，穿着白衬衫的李泰辉在采集真菌过程中，被一只蚂蟥叮咬，被咬后心脏位置出现大片血迹，被同伴调侃“心脏中了一枪，像拍电影”；还有一次，他的眼睛被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叮咬，回来后又痒又疼，眼睛肿得似龙眼，数月后才痊愈；在梵净山、车八岭、蟒山等地，遇到毒蛇的次数更是多不胜数。幸运的是，最后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
李泰辉在科考调查中发现的广东虫草、白肉灵芝等新种，通过改良培养条件、创新育种方式，其食药用价值不断被发掘，白肉灵芝更成为西藏一些地区的经济支柱。
李泰辉研究的各种大型菌种。
对抗毒菇：制定鉴定标准创新检测手段
华南地区具有丰富的蘑菇资源，但同时也是蘑菇中毒发生最频繁的地区，甚至已经成为死亡率较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
多年来，李泰辉带领团队，在毒蘑菇的调查研究、种类鉴别、毒性检测，以及中毒预防宣传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国出台的第一个毒蘑菇鉴定国家标准，正是李泰辉主持制定的。每当广州及周边地区发生蘑菇中毒事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李泰辉总会赶往现场：一方面为医生和患者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能及时了解是否出现新的引发中毒的菌种。
就在一周前，深圳市发生了一起误食毒菇致一家5口中毒事件。正准备休息的李泰辉马上起身了解情况，细心分析患者家属提供的蘑菇照片，结合发生季节及地点等综合因素，初步判断误食的是白色剧毒鹅膏类的毒菌，并将这一判断及相应救治措施告知患者家属。第二天一早，他带上弟子邓旺秋研究员，开车赶往深圳，与医生讨论了患者的病情和救治方案，并给出了治疗建议。之后，李泰辉前往数十公里外的事发地进行实地采集两种毒蘑菇样品——“致命鹅膏Amanita exitialis”和“小致命鹅膏Amanita parviexitialis”。
李泰辉团队使用最新技术，为常见毒菇建立了“基因库”。通过新的检测手段，毒菇样本的检测时间大大缩短，为拯救患者争取了时间。
李泰辉
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曾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届丁颖科技奖获得者。现任广东省微生物应用新技术公共实验室副主任，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华南微生物资源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任中国菌物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和广州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
研究领域
高等大型真菌的分类学分子系统学生物地理学资源与前期开发研究
创新感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创新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地取得许多小的进步，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出现大突破，取得革命性的变化。
链接
翻山去科考随身两件“宝”
上山采蘑菇，李泰辉总要带上两件“宝”。其中一件是用了20多年、英国出版的“色谱书”，里面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对数百种相近的颜色进行了标准确定。“对于观察到的样本，颜色、大小、各部位的形态特征、采集地等都要进行详细记录。有时大家说的红色，其实是橙色，拍下来的照片也不一定准确，对照色谱记录就不会偏色。”
还有一件是烘箱，为了避免采集到的菌类标本腐烂，采后要立即烘干。遇到住宿的地方不通电，研究人员就得使用炭火烘，有时要耗费一整晚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