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在党的十九大、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以及2018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上实现新突破，解决好大医院处于“战时状态”、人满为患问题，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可以说，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对现有医疗机构职能、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人们就医理念、就医秩序的深刻调整与变革，是中国医改的基础性、长远性、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是全面深化医改的“标志性”和“卡脖子”工程，是中国医改成功的决定性战役。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为指南，以健康中国战略为核心，以分级诊疗制度为“经线”，以医疗卫生资源做“纬线”，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为引领，全面、整体、系统地思考和实践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这一重大工程，打赢医改这一决定性战役，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让全体国人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以充满青春活力的健康体魄，跨步迈向全面小康的和谐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打下坚实的健康根基！
一、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为牵引，以《规划纲要》为抓手，实现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是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的治本之策，分级诊疗要坚持居民自愿、基层首诊、政策引导、创新机制为前提，以落实《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为抓手，以“互联网+医疗健康”为手段，以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为突破口，引导医疗卫生和健康工作重心下移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形成科学合理的就医秩序。
(一)充分体现分级诊疗制度要求，科学编制区域卫生发展规划。《规划纲要》和各级区域卫生规划，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是进一步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和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本法”。要按照分级诊疗制度要求，制定和完善《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以分级诊疗制度为“经线”，以医疗卫生资源为“纬线”，将所有医疗卫生资源“串”在一起，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和系统，发挥好各个要素的自身作用和相互协同配合作用。
一是区域卫生规划要充分体现分级诊疗制度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0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多少、地域大小、服务需求、资源状况、服务能力和分级诊疗制度要求等，科学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同时，不断强化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意见》等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政策的行政指导力、刚性约束力、实践执行力和违规问责力。
二是明确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按照《规划纲要》和《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和配置，制定和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服务标准、诊疗范围和诊疗规范，加强上下级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分级诊疗协作，探索建立分级诊疗利益合理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分级诊疗的积极性，实现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整合优化和资源共享。通过行政管理、财政投入、医保支付、价格调整、人事薪酬、绩效考核等多种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严格落实功能定位履职尽责，真正实现分级诊疗。
三是严格控制三级医院床位规模。按照《规划纲要》要求，严格控制和压缩各级公立医院、重点是三级综合医院的数量和规模，建立以功能定位、病种结构、辐射范围、人才培养、工作效率、任务完成情况等为主要指标的公立医院规模调控机制。着重发挥三级医院在医学科研、技术创新、疑难危重症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严格控制二三级医院不合理床位规模，尤其是超大规模三级医院，要采取“硬措施”、“硬手段”使其回归到正确发展轨道上来。严格按照功能定位要求考核三级医院业务开展情况，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留出应有空间，坚决杜绝三级医院“大小业务通吃”的现象，这将是对卫生健康部门、医保部门和所有三级医院党组织政治上是否合格、业务上是否称职、能力上是否具备、履职上是到位的一个考验，更是对卫生健康部门和医保部门治理能力的一个考验。
(二)从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实际出发，引导卫生健康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引导卫生健康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一招。
一是突出基层这个重点，量化资源分配标准。多年来，卫生工作方针、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一直强调要“以农村为重点”、“以基层为重点”。既然“农村”、“基层”是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重点”，就需要在资源分配上有一个刚性的“量化”标准，在人力、财力、物力的分配上把“基层”这个重点突出出来，不能讲的时候重要、做的时候次要、平时根本不要。2016年5月，有一家媒体曾报道：北京某一家大医院所占用的医疗卫生资源相当于全国1/3乡镇卫生院(2015年全国有36795所)的资源量。此报道从一个侧面暴露出我国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重城轻乡、重上轻下、重大轻小的不合理现象的严重性。
二是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缓解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加快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填平补齐”建设项目，深入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创建，全面构建15分钟就医圈，让群众就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将中(民族)医医院、中(民族)医门诊等全面纳入首诊范围、分级诊疗体系。力争到2020年，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以及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能力。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发挥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优先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编制、人员、待遇等，提升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和开展急诊、儿科、精神疾病、老年病、中医、康复等方面的服务能力。加强县级公立医院综合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重点加强县域内常见病、多发病相关专业科室以及紧缺专业临床专科建设，着力提升转诊率排在前五位疾病的学科能力建设，尽快实现县域内就诊率90%的目标。基层，为城乡居民提供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健康管理和卫生健康服务。三明市尤溪县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实施“两组团、一包干、互结算”的工作机制，分别组建了以县医院、县中医院为龙头医疗联合体。医保资金按照“统筹包干、结余归己”的原则，承包相应片区的医保基金总额，努力让患者在县域内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时个人自付费用控制在30%以内。两个医疗联合体之间，按照住院病种定额付费标准相互结算，结余医保基金将直接纳入医院医务性收入，计入工资总额用于提高人员薪酬待遇。
(三)将《规划纲要》上升到法规层面，增强其刚性约束力和执行力。从效果来看，多年来《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很不理想，主要表现在：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制定区域卫生规划，有的地方虽然制定了，但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医疗机构设置随意化，医疗机构规模发展处于失控状态，“医疗航母”不断出现。为此：
一要提升《规划纲要》的效力。目前，《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只是一般性政策文件，只具有政策效力，缺乏行政效力，更缺乏法律法规效力，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为贯彻落实“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亟需将《规划纲要》提升到法规甚至是法律层面，增强其严肃性、约束力和执行力。
二是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力度。各级政府每年要向社会至少公布一次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详细情况，包括机构设置、床位变化、调配购置、人员招聘、人员流动去向、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情况、医保资金流向、科室能力建设、患者流向等情况，各级人大、政协充分发挥监督职责和参政议政作用，听取有关部门执行《规划纲要》、区域卫生规划情况报告，视察有关工作落实情况，加大对《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情况的质询和问责力度，确保《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落到实处。
三是加大问责力度。《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一经公布就具有政策效力。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纪检监察部门，尤其是上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检查、监督、监察、问责力度，对执行不力或随意更改规划的要严肃问责，建立起违反《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的倒查机制和终身负责制。严肃监察万张床位“医疗航母”产生的过程和责任，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问责，从源头上扼止住公立医院违规建设、超大规模建设的“冲动”。扼住民营医院过多过小过滥、骗保套保、术中加价等坑害患者的乱象，给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就医环境。从根本上建立医疗机构“退出”机制。
二、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为突破口，公立医院回归职能定位，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公共管理角度看，任何一个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中各项要素都不能孤立存在，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个特定位置，发挥着特定作用，全部要素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以系统整体的形式存在的，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正是以系统论为基础、为指导的，要将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核心和根本是不断强化和提升基层服务能力，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愿意接、接得住、看得好，让基层群众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信任感、有获得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整体联动、效果最优、效益最佳。这其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各级公立医院回归职能定位、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是重中之重。
(一)省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要“瘦身减肥”，重点是回归“本位”。《规划纲要》对省级及以上医院职责提出了明确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应该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大对《规划纲要》和区域卫生规划制定情况、执行情况的督查力度，强化中央政策的权威。
一是职能上要“瘦身减肥”。《规划纲要》明确规定： “部门办医院主要向跨省份区域提供疑难危重症诊疗和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等任务和技术支撑，带动医疗服务的区域发展和整体水平提升”；“省办医院主要向省级区域内若干个地市提供急危重症、疑难病症诊疗和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但是，目前省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除履行上述“法定”职责外，还开展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公共卫生、日常体检等业务，把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活都干了，“大小业务通吃”，“法定”职责形同虚设。
二是规模上要“瘦身减肥”。 《规划纲要》规定：“省办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1000张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500张。专科医院的床位规模要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但实际情况却是，不用说省级及以上综合性公立医院的床位数量，就是一些省级专科医院以及市级、甚至一些县级综合医院床位数量都远远超过了1500张，达到四五千张床位的医院不在少数。有关资料表明，在1980-2010年间，我国医院从9902家增加到了20918家，床位规模从121张/家增加到了161张/家。而同一时期，美国医院则由7174家减少到了5075家，床位规模从182张/家减少到了163张/家。我国医院单体规模在8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增长迅速，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大医院数量呈现增加趋势，但4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数量却在逐渐减少。据有关报道，2008年，全国三级医院1192家，平均床位719张；2016年，三级医院增加到2232家，平均床位增加到992张；2017年，三级医院增加到2340家，床位数量有增无减。研究表明，截止2017年底，我国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12297家，床位总数463万余张，平均床位数达到376张。目前，我国4000张以上床位的医院已是屡见不鲜，个别医院甚至达到10000张，成为全世界医疗行业的“医疗航母”，最近有报道称个别医院(医疗集团)床位超过15000张，在业内广受诟病。
三是三级医院人员上要“瘦身减肥”。我国医院医务人员，2003年是242万余人，2010年增加到了344万余人，2016年达到541万余人。但是医院床位人数比，却从2003年的1.06/床降到了2010年的1.02人/床、2016年的0.95人/床。虽然医院的床位人数比在相对下降，但由于单体规模不断扩大，凭借规模大、待遇高、技术成长快等优势，虹吸下级医院人才，直接造成了基层服务能力的弱化。当前，应尽快按照“法定”职能要求，核定省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所需医务人员类别和数量，将提供疑难危重症诊疗和专科医疗服务、承担人才培养、医学科研等医务人员留用，引导超出职能定位的其他医务人员到基层去为群众服务。坚决“杜绝”上级医院从下级医院调入人员现象，凡是有此种现象发生，经费、奖励、考核等实行“一票否决制”。同时，重奖上级医院为下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人才。
(二)市级公立医院要突出“承上启下”职责，重点是“启下”。市级公立医院是省级与县级公立医院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既要“承上”，更要“启下”，但重点是“启下”。作为市级公立医院，按照职责要求：
一要“承上”，为省级公立医院“减压”。市级公立医院的主要职责是“向地市级区域内居民提供代表本区域高水平的综合性或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和一定的科研任务以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但在“承担人才培养和一定的科研任务以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等方面与省级公立医院职责有共同之处，为基层培养更多人才，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在接受下级医院转诊方面减轻省级医院的压力，并承担少数从省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患者后续康复治疗任务。
二要“启下”，为县级公立医院发展“助力”。市级公立医院承担着向市域内居民提供代表本区域最高水平的综合性或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的上转病人，承担县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的人才培养、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并将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明确的患者向下转诊。市级医院担负着为县乡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人才、提供技术帮扶指导、手术带教等，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和发展提供助力的重要任务。
三要“结合”，粘合省县公立医院提升医疗服务体系。市级公立医院要充分发挥省级与县级公立医院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好自身优势，打通分级诊疗的上下通道，把省县两级公立医院粘合在一起，真正建立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的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筑牢医疗卫生服务的网底，完善区域和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增强体系功能。
(三)深化县域综合改革，重点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强身壮骨”。基层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保健网是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县域综合改革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要继续深化县域改革，真正把“龙头”(县级医院)、“龙身”(乡镇卫生院)、“龙尾”(村卫生室)做强，让基层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中，能够接得住、看得好。
一是建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应该是“一家人”关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能简单“切割”，更不能变成市场的竞争关系。如果真变成竞争关系，那村卫生室永远竞争不过卫生院，卫生院永远竞争不过县医院，很容易形成“一张网”、“两种体制”(县乡医疗卫生机构在体制内、村卫生室在体制外)、“三张皮”(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各改各的、各干各的)，就会由的相互疼爱、相互照顾“扶老携幼”的“一家人”关系变成相互竞争、你争我抢的“丛林法则”关系、金钱利益关系。县乡村要积极探索建立医疗卫生共同体，在行政管理上，统一由县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在业务管理上，统一由县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县级公立医院指导，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分级实施，向县域内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人员管理上，由县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管理调配，实行县管县(乡)用、乡管村用，统一安排县乡两级医务人员到下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坐诊或巡诊。同时，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加快实现医疗资源上下贯通、信息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便捷开展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服务，推进“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推动构建有序的分级诊疗格局，让基层群众常见病多发病不出乡村、大病不出县。
二是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实行分类改革。进一步深化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收支结余部分可按规定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奖励基金，真正落实人事、经营、管理、分配等自主权。第一类是边远贫困地区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采取“计划”手段，由财政保障人员、业务、后勤等机构正常运转所需经费，根据离城远近、艰苦程度等发放老少边穷和农村地区工作补贴，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基本医疗卫生公平可及性。第二类是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财政定项定额补助为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购买、医疗服务收入结余留用”三位一体的管理办法，充分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分类由机构和医务人员根据自身情况选择。2015年2月，安徽省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率先取消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部实行“三位一体”管理办法，实行“自己的钱自己管”，从这几年运行看，效率明显提升。
三是深化村卫生室改革，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乡村两级承担的都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责任完全应该由政府承担。将村卫生室纳入卫生院统一管理，作为卫生院派出机构，实行乡村一体化。乡村医生实行聘任制管理，纳入编制内管理，进一步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筑牢基层“网底”。从“补充、培养、使用、管理、考核、晋升、待遇、退出”等八个方面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形成一下完整的“闭环”管理。教育部门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医生“进不来”的问题，人社部门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医生“出不去”问题，尤其是要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县来县去、乡来乡去、村来村去等办法，由政府统一为农村培养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医生，妥善解决好他们的待遇问题。要充分认识到乡村医生从事的工作，完全应该由政府来保障，而非交给市场，政府要从待遇、业务学习、晋升空间等方面提高职业吸引力，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医务人员队伍的稳定。贵州省麻江县制定的八项措施，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聘任制和积分制管理等稳定村医队伍、筑牢基层卫生见底的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四是逐步推行自愿签约服务。通过政策引导、提高能力、医保支付、价格调整、便民惠民等措施，在群众自愿基础上，逐步建立家庭(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制度，推进居民或家庭与家庭(乡村)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基层函〔2018〕209号)要求，在稳定签约数量、巩固覆盖面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向提质增效转变，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不断提高居民对签约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要盲目追求签约率，不要层层加码，同时要采取措施避免签约服务数量下滑。否则就会出现“签而不约、约而不来、来了看不好、群众反感”的问题。在城市推行家庭医生制度，推进重点人群个性化签约服务；在乡镇卫生院开展健康管理团队服务；在农村推开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
三、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为目的，完善相关政策配套措施，有效引导基层患者和医疗机构自愿分级诊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加强社会治理。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患者、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通过加强政府领导，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宣传教育，解决好经济利益分配，以信息化为支撑，实现整体联动，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一)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医改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民生工程。分级不分级、关键在制度，抓好抓不好、关键在领导。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负责，要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上取得新突破。
一是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相关部门履职尽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医改，把分级诊疗制度放在建设了中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多次主持研究医改工作。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把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在手上，把医改责任扛在肩头，把人民群众装在心中，集中各方力量和优势“兵力”，打赢这一攻坚决胜之战。抓不抓医改、抓好抓不好医改，是衡量一个地方党政领导“四个意识”强不强的一个重要标准。相关部门要克服本位主义，跳出部门利益，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健康融入“万策”，合力建设分级诊疗制度，到2020年基本建成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二是广泛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浓厚氛围。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分级诊疗制度的相关政策，让医疗机构、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分级诊疗制度，自愿首诊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
三是积极引导，逐步转变机构经营、医生行医、患者就医理念。通过宣传教育、政策引导、利益导向、考核激励等措施，引导医疗机构由过去粗放型经营、规模化发展、以疾病为中心的经营方式，向集约化经营、适度型发展、以健康为中心、以预防为主的经营方式转变，引导医务人员以追求科室经济指标为主向追求居民健康指标为主的行医方式转变，引导患者由过去无序就医向有序就医、逐级转诊转变，建立良好的经营、行医、就医秩序。
(二)制定信息化建设标准，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提供有力支撑。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号)要求，建立统一、兼容的医疗服务和转诊信息平台，有效处理和共享预约诊疗、检验结果、双向转诊等信息，保障分级诊疗的安全性、连续性和操作性。
一是统一全国卫生信息化建设标准。当前，信息系统开发几近无序，尤其是信息化建设标准。从国家层面讲，存在着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内部司局之间的信息化技术标准不统一问题；从基层层面讲，存在着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部门标准不统一问题，甚至同一家医院使用多家公司的信息系统，而数据又不能共享，公司之间也相互设置技术壁垒，出现了大量的信息“孤岛”、“烟筒”。当务之急是要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办规划发〔2018〕4号)及有关要求，建立标准统一、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让分级诊疗变得更加顺畅，对不符合行业信息化技术标准的开发公司、软件系统说“不”，达不到标准的一律“出局”。
二是建立“1+X”的全民健康信息化平台和系统。“1”是指按照经费统一使用、平台统一建设、标准统一制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国家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管理系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协调推进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实现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对接联通，强化人口、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数据采集，畅通部门、区域、行业之间的数据共享通道，促进全民健康信息共享应用。 “X”就是指在全民健康信息化管理平台和系统上划分X个二级平台和“业务区域”，为不同的业务、不同的地区提供支撑和服务。以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各地区、各司局、各业务口自建信息化系统、数据信息据为己有、在信息分享上“拿人一把”等问题。
三是为分级诊疗提供信息技术支撑。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医疗资源的纵向流动，鼓励医疗联合体内上级医疗机构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面向基层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等服务，促进医疗联合体内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实时查阅、互认共享。推进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国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县级医院，并逐步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延伸，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效率。提高群众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和医疗服务的整体效率。推进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整合居民个人医疗卫生信息，在全国建成基于大健康的资源共享、互联互通信息平台。
(三)完善相关政策发挥“双向”激励任用，鼓励引导患者和机构自愿在基层首诊、按规定转诊。要按照分级诊疗制度要求，调整完善医保、药品、财政、价格等相关政策，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引导患者自愿到基层首诊，激励医疗机构主动按照职责定位落实分级诊疗，按照规定上下转诊。
一是发挥医保政策作用，引导患者自愿在基层首诊。完善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政策，合理拉大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报销比例，适当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保支付比例，探索乡村两级医疗，合理引导就医流向。对按正常程序转诊患者连续计算起付线，对不按规定转诊的患者和机构不予报销和不予支付非急诊的医保资金等。通过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减轻确需到大医院就诊患者的经济负担，发挥社会保障政策兜底作用。改变目前医保资金由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办法，探索将医保基金划拨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签约医生(团队)，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掌握转诊主动权。近年来，青海省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并推出一系列政策“补丁”进行完善。安徽省建立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保差异化支付政策，适当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起付线和支付比例差距，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患者按人头打包付费，对医疗机构落实职能定位、合理治疗和患者合理就医形成有效引导。
二是根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制定不同考核标准。要根据各级医疗机构承担的不同职责，制定相应的诊疗病种、诊疗要求、转诊标准和考核目标体系，制定与分级诊疗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和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财政补偿、医保基金等方面要与分级诊疗制度直接挂钩，对未按照职责开展诊疗活动的机构和人员给予负激励，避免大医院“大小业务通吃”和基层医疗机构推诿病人的现象发生。前几年，甘肃省在全省推行分级诊疗制度，分别明确了县乡两级医疗机构负责的分级诊疗病种，并明确规定不按规定转诊的患者原则上不予报销费用。安徽省建立了以利益为导向的医疗联合体运行机制，制定了16个病种分级诊疗指南。
三是科学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制定符合分级诊疗制度要求的药品政策。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原则，在降低药品耗材费用、大型医疗设备检查价格基础上，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和知识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与开展分级诊疗工作相适应、能够满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际需要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实现药品使用的上下联动和相互衔接，保障和满足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治疗的正常用药需求。
魏子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