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毅，男，河北辛集市人，1962年2月出生，1981年9月入伍，1984年11月入党，1989年7月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现任该院口腔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学历。20年来，薛毅以对党的无限赤诚和热爱，把坚定对党的信念作为立身做人的强大动力，把模范实践党的宗旨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爱祖国忠贞不渝，爱事业拼搏进取，爱岗位无私奉献，爱患者全心全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他与科室人员共同努力，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7项，四等奖1项，发表科研论文151篇，撰写出版《牙髓学》、《口腔厌氧菌研究》两部专著。先后被北京军区和军区联勤部表彰为“优秀中青年科技干部”、“青年科技练兵之星”、“优秀共产党员”，1次荣立二等功，三次荣立三等功。
鲜花争艳，掌声雷动。在雄壮的军歌声中，一位身着文职干部服装的青年军人快步走上主席台，一枚闪亮的二等功军功章挂到了他的胸前。
2000年4月27日，北京军区联勤部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礼堂召开薛毅同志事迹表彰大会。联勤部党委发出号召：向薛毅同志学习！
刚届35岁的薛毅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党的坚定信念成为他奋发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爱祖国忠贞不渝，爱事业拼搏进取，爱岗位无私奉献，爱患者全心全意，在科技强军的过程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先后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10项，1次荣立二等功，3次荣立三等功，被北京军区、军区联勤部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青年科技练兵之星”、“优秀中青年科技干部”。
5次出国次次如期归来——
“我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博士后，祖国培养了我，只有把才华奉献给祖国我才觉得心安。”
第一次出国，薛毅就遇到了留与回的选择。
1995年12月，在德国柏林大学举行的世界口腔生物学大会上，薛毅宣读了《厌氧菌在口腔疾病中的意义研究报告》，顿时引起来自30多个国家400多位学者的惊奇，他们纷纷向这位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军人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会议还没有结束，柏林大学牙科研究所的主任瞻斯博士便诚恳请薛毅到他的研究所工作。面对优越的实验条件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薛毅毅然谢绝了挽留如期回国。
1997年6月，薛毅应瑞士苏黎世大学口腔生物研究所主任古根海母教授邀请，到瑞士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修。在回国前的几个月，薛毅主研的课题提前两个月完成。当古根海母教授读完他交的6篇论文时，当即表示要给薛毅加薪10%，另考虑再给他13个月的工资。同时，英国一家牙科研究所和南非开普敦大学也向薛毅发出了邀请函。金钱、名誉、地位接踵而来，但都没有动摇薛毅回国的决心。
1998年6月，在古根海母教授为薛毅举行的欢送会上，一个不愿回国的留学生对薛毅说：“学术无国界，你留下来会有更大发展。”薛毅回答：“我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博士后，党、祖国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忘本。我觉得一个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自己的祖国、人民，才有意义。”
就在这时，远在日本的薛毅的妻子许丽华得知他研修即将期满回国，便把订好的由瑞士直飞日本的机票和赴日本的全部手续寄给了薛毅，要他去日本。薛毅很理解妻子的一片苦心，他留着泪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到：“我非常非常地爱着你。我也知道，日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比国内好。可是，组织需要我，在国内工作我感到更有意义。我等你回来。”
薛毅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古根海母教授，他免费送给薛毅价值3000多美元的菌株和一本亲笔签名的最新著作。薛毅将其中的一部分菌株送给北京口腔医学研究所，一部分带回了和平医院。
近10年来，组织上先后两次送薛毅出国进修，3次派他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最长的1年时间，最短的只有5天，每一次他都学有所成，如期归来。
10年攻关年年有成果——
“实践党的宗旨，就要练就过硬的本领，报国强军，有所作为。”
“在科技之林占有一席之地，是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梦寐以求的目标。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就要瞄准前沿，创一流成果。”薛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龋齿、牙周病是国际卫生组织认定的危害人类健康最广泛的几种疾病之一，我国就有5亿多人不同程度患有这种疾病。对引发这一疾病病因机制的研究，一直是口腔医学的前沿课题，而口腔厌氧菌的研究，是揭示牙髓炎、牙周病发病机制的重要突破口。薛毅到医院工作不久，就确定了这一研究方向，通过查阅大量文献，精心设计了课题，在全军“八五”课题招标中一举中标。面对科研经费短缺、仪器设备落后、实验条件不足等诸多困难，薛毅没有怨天尤人，他坚信，立足现有条件创造，也能有所作为。
1996年8月，石家庄白天的气温达到了摄氏39℃,晚上仍热得难以入睡.此时,薛毅主研的全军“八五”课题结题工作进入关键时刻。为了便于及时观察、记录几组关于厌氧菌对动物致病影响的数据，他把卫生间改造成实验室，经过消毒后，恒温箱、冰柜、离心机等实验设备和白鼠、兔子都搬进了卫生间。
房间狭小，气味难闻，蚊子苍蝇乱飞，薛毅每天要在房间喷十几次杀虫剂。一个夏天下来，仅清香剂就用了6瓶。
功夫不负有心人。薛毅凭着对科学的执着，终于圆满完成了全军“八五”课题的结题，他主研的“牙髓尖周病牙周炎重要厌氧菌感染基础与临床研究”课题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就是靠着这种拼搏攻关的精神，近10年来，薛毅年年都有科研成果，先后出版了《牙髓学》、《口腔厌氧菌研究》两部专著；发表科研论文159篇，其中入选国际会议6篇。他还先后任中华医学会河北省口腔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微生态学会口腔卫生态学组委员，《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军事口腔医学导报》特约编委，成为口腔医学界的后起之秀。
入伍20年党永在心中——
“爱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真正用行动去践行爱党的诺言。”
薛毅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薛连成是一名高级工程师，母亲曹国珍是一名人民教师，都为加入党组织付出了半生的努力。父母对党组织的孜孜追求在薛毅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的光辉形象在薛毅心中悄悄地扎下了根。
1981年7月，16岁的薛毅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进入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习。火热的军校生活锤炼着他的思想。
1983年4月的一个上午，学校的图书馆起火，一名同学大声叫着：“我是党员，我先上！”砸碎窗上的玻璃，钻到了浓烟中。目睹这一情景的薛毅，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当天晚上，他郑重地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1984年，当代大学生的楷模——张华的出现，在薛毅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二份申请书，郑重地承诺：“我要一心向党，一生为党，至死相随，永不言悔！”
1984年11月，鲜红的党旗下，刚刚度过18岁生日的薛毅庄严宣誓。从此，他开始了新的人生起点。5年的本科学习，他年年被评为三好学员。33门功课有32门在90分以上，还在《现代口腔医学》、《国外医学》等杂志发表了8篇论文，是同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是口腔系统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一人。他在日记中写到：“爱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真正用行动去践行爱党的诺言。”
1989年7月，薛毅主动放弃了留校和北京几所医院选用的机会，坚定地选择了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97年6月，薛毅应瑞士苏黎士大学口腔生物研究所主任古根海姆教授的邀请，到瑞士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修。刚下飞机，薛毅便与大使馆取得了联系，申请加入临时党组织。大使馆参赞说：大使馆党组织规定，只吸收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参加临时组织生活。薛毅非常着急，反复讲接受党组织教育、参加党组织活动的迫切心情，讲自己一定遵守大使馆党组织纪律的决心。大使馆的同志被薛毅这种对党的热爱和执着精神所感动，破例吸收他参加党组织活动。除了参加大使馆的党组织活动，他还坚持每月给医院党总支、党支部写一份工作、学习、思想情况的书面汇报材料，每两个月准时寄回20元的党费。他常说，每月向党组织汇报一次思想，就象生物钟一样，到时就得办，办了心里就踏实，否则就感到空落落的。
医院和科里领导深有感触地说：“薛毅对党组织的感情太深了，太纯了。”
一家三口两国三地分居——
“为了理想信念追求生命的价值，就感到无比充实，虽然家庭生活受影响，但我无怨无悔。”
对薛毅来说，组成小家庭后，夫妻不是外出进修学习，就是忙于工作、科研，离多聚少，结婚七八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每当薛毅谈及妻子，有许多赞许，但更多的是内疚。
1993年3月5日，薛毅带着一天工作的疲惫，一下班直奔妇产科。下午家人打电话来说妻子肚子疼，闹得厉害。职业的敏感使薛毅意识到妻子快分娩了，他让家人赶快送往医院。由于妻子难产，需做剖腹产手术。谁知这时科里来了位急诊病人，急需手术。薛毅招呼了几句，穿起白大褂，向自己的手术室跑去。
只有一墙之隔的手术室，这边，薛毅紧张地为患者做手术；那边，他的妻子正在做剖腹产手术。等薛毅把手术做完已是凌晨3点。带着满眼血丝和愧疚，薛毅跑到妇产科病房。妻子醒过来了，望着身边默默陪护的薛毅，蓄积已久的泪水一泻而出。
1998年春节，薛毅从瑞士归来，妻子也从日本回国，月缺月圆，全家终于盼来一个团圆的日子。
除夕之夜，大街上华灯初放，爆竹震天。薛毅无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因为妻子要和他郑重地商量去日本进修、定居的事。
薛毅的妻子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博士研究生。1995年4月，她把刚满两岁的儿子留给薛毅，只身赴日本大阪学习。如今她已是日本科学技术厅研究员，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经济基础。在薛毅赴瑞士留学之初，她就着手给薛毅办理迁移手续。
薛毅理解妻子的心情。面对挚爱的妻子，他沉默许久，然后缓缓地说:“这些年你辛苦了，在国外一个女人不容易！”
“是啊！看见有的夫妇变卖家产，为的是去国外学习，我是多么想你也在我身边。”
面对妻子的抱怨，薛毅想了许多。他深深爱着妻子，她每次回国探亲，他都要抱着孩子到机场相迎。每次送别时，他总要等妻子乘坐的飞机起飞后，再在机场等上三四个小时，直到确定飞机已安全降落，他才依依离去。然而，他想得更多的，还是党和人民的培养以及自己对组织的承诺。他多么希望此时妻子能理解自己的选择。
薛毅为了事业，不能随妻子的意愿，在儿子小云昊的心目中也不是个“称职”的爸爸。
在小云昊上幼儿园的几年里，幼儿园的门口，难得见到薛毅的身影。孩子长这么大，母亲又不在身边，薛毅却几乎没带儿子逛过一次公园，去过一次游乐场。对儿子，他觉得欠得太多太多了。
有人不理解薛毅，说他“有点儿傻，早晚有后悔的一天”。薛毅认真地说：“我是一名医生，虽然没能作出惊天动地的伟业，特别是在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上，也没有两者兼顾好，但我无怨无悔。为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去追寻生命的价值，我感到无比的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