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艳宁，女，河北高阳县人，1957年1月出生，1983年8月入伍，1986年4月入党，博士后学历，现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药剂科主任，主任药师，并兼任河北医学院博士生导师。她是朴实平凡的女性，又是对人生有执着追求的强者，无论是从农村牧羊女、企业挡车工，还是到博士后、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她都向着完美的目标奋斗。先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5项，其中二等奖1项，被北京军区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被河北省评为“巾帼模范”，1次荣立二等功，2次荣立三等功，2002年被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她所领导的药剂科3次荣立集体三等功，连续3年被北京军区、河北省评为“药品管理先进单位”，并被国家卫生部批准为“国家临床药理研究基地”。
博士，是一个代表知识、学问的称号，历来令人敬佩，被人尊重。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药剂科主任侯艳宁，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女博士后，但人们尊重她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
2001年6月，在建党80周年之际，全军正深入开展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侯艳宁作为北京军区优秀共产党员，被请到军区机关作报告。她以自己特有的三次人生跨越，讲述了一个女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讲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不懈追求。
从牧羊女到博士后
——侯艳宁的第一次人生跨越
戴在侯艳宁头上的那顶博士帽，似乎比别人显得更耀眼。因为从牧羊女到博士后，她所走过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侯艳宁出生在冀中的一个小村庄，上学时赶上了十年动乱。由于学校经常停课“闹革命”，童年的侯艳宁常常放下书包，背起箩筐，赶着羊群，边放羊边割草。
不过，这个牧羊女有点与众不同。别的小孩割完草后，满野地疯玩，而她却从草筐里拿出课本又写又画。原来，在中学当数学老师的父亲和在“文革”前以高分考上医科大学的大哥，早已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求知的种子。她常常仰望着蓝天上高飞的鸟儿，痴痴地憧憬着未来。
1974年，侯艳宁高中毕业，顶替父亲到保定市一家毛纺厂当了一名档车工。进了大城市，有了“铁饭碗”，这是那个年代多少农村姑娘的梦想。侯艳宁除了干好工作外，一头扎进书堆里，苦苦追寻着自己的梦想。3年后全国恢复高考，她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医科大学，终于圆了第一个梦。
大学毕业后，侯艳宁被分配到保定市干部疗养院当医生。这里环境优美，工作舒适，已经进入大龄青年的侯艳宁也该歇歇脚，想想成家的事了。然而，她不但没有停止学业追求，而且把奋斗的目标投向国防医学事业。一年后，她以药理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第三军医大学的研究生，又圆了第二个梦。
获得硕士学位后，已是共产党员的侯艳宁，穿着崭新的军装，奔赴又一个新的工作岗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药剂科。当时，她是科里唯一的研究生，很快在工作中崭露头角。就在这期间，她的生活步入了一个特殊时期：在大学当教师的丈夫赴天津读研究生，她独自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孩子生活，几乎天天抱着孩子到食堂打饭吃。也就偏偏在这个最不该幻想的时候，侯艳宁开始向着一个更高的梦想冲击。
1991年8月，侯艳宁像传递接力棒一样，把4岁半的孩子留给研究生毕业归来的丈夫，如愿以偿考入了我国医学最具权威的高等学府——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最终圆了第三个梦。
最能体现这位牧羊女的才气、勇气和志气，还是在国外读博士后的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经过3年苦读，侯艳宁完成了博士的全部学业。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中，创造了协和医科大学药物所多年来的最高分，研究课题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她的导师、中国著名药理学专家朱秀媛教授，当即将这位得意门生推荐给瑞典卡洛林斯卡大学拉斯教授。
拉斯教授不仅是世界知名的药理学家，还是诺贝尔生物学奖评委会的副主席。据说，这位老教授对学生极为严厉甚至有些苛刻，他的研究室长年聚着30多位专家学者，不断有落伍者被他无情淘汰。谁料到，拉斯教授看了侯艳宁的毕业论文和个人简历后，没有片刻犹豫，欣然邀请中国的牧羊女飞赴瑞典名城斯德哥尔摩，到他的研究室作博士后研究。
侯艳宁在国内主攻的是抗炎药药理研究，到了国外，却要从事药物成瘾机理研究。她深知，当今世界，毒品的泛滥是人类的大敌，了解掌握其成瘾机理，以期找到解决的途径，无疑对全人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新的挑战，侯艳宁犹如愈战愈勇的斗士，毫无畏惧。为了尽快走进这个新领域，每天早晨天不亮她就赶往实验室，直到深夜才走出实验室，由于早出晚归两头不见亮，来斯德哥尔摩好几个月了，都不知道这座美丽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子。
3个月后，当侯艳宁正式提出药物成瘾对转录因子活化蛋白基因调控影响的研究课题时，拉斯教授大吃一惊。这个思路可谓独辟蹊径，直入药物成瘾机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他当场拍板，为侯艳宁单独立题，并专门给她配备了实验室。仅用一年时间，这项实验便大功告成，老教授兴奋得直呼：“我的上帝呀！”
当拉斯教授准备把侯艳宁这一研究成果的论文拿到法国交流时，有人提醒他，是不是晚一点发表，因为有一家研究所集中了20多个博士生正在进行同样课题研究，他们可能会借助这一成果走在前头。
拉斯教授固执地摇摇头，指着侯艳宁，自信地说：“他们有20多个博士，我有最好的一个！”
侯艳宁没有辜负拉斯教授的厚望，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别人4到5年的工作量，连续在《欧洲药理学》、《脑研究》等国际知名学术杂志上发表4篇研究论文，她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药理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1996年10月，从祖国传来的国庆礼炮声，在召唤着即将学习期满的侯艳宁。这天，拉斯教授郑重地对她说：“你现在已站在世界药理学研究的最前沿，如果在今后我们合作成果的署名上，加上‘中国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你是否考虑留下来？”
按惯例，在国外研究机构所取得的成果，都归对方所有，拉斯教授的这个承诺，等于承认今后取得的成果属两家所有，这在卡洛林斯大学是从未有过的先例。侯艳宁坦诚地对拉斯教授说：“我从一个农家女到今天的博士后，每一步都是祖国培养的，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我心里才感到最踏实。”
拉斯教授终于被侯艳宁的一片诚心所感动，同意她按期回国。但临行前他与侯艳宁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弹性协议：聘请她为卡洛林斯大学的客座研究员，每年在国内工作半年，在瑞典工作半年。
从一介书生到铁面主任
——侯艳宁的第二次人生跨越
如同一颗耀眼的珍珠，侯艳宁学成归来，立即在国内引起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教授动手最快，他认为侯艳宁是他将来最合适的接班人选，于是通过国家卫生部出面，与总后卫生部协商，并直接把电话打到和平医院，千方百计要把侯艳宁“挖”走。
天津市一家中意合资制药企业得知信息后，专程派人与侯艳宁洽谈，开出年薪10万元，外加车子、房子等丰厚“价码”，诚邀侯艳宁加盟。
还有许多制药集团、科研单位开出了更诱人的“价码”。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侯艳宁哪儿也没去，直接回到和平医院药剂科上班去了。她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军人，我懂得服从组织需要是第一位的。再说，和平医院也是干事业的一片沃土。”
不久，侯艳宁被任命为医院药剂科主任。这个任命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是一种荣耀，而对于她无疑是一种前所没有的压力。因为药剂科是全院人员最多、摊点最多、管理难度最大的科室。更为艰巨的是，全院一年数千万元的药品都由这个科室采购，都从这个科室进出。也就是说，这位从实验室走出的一介书生，从此将要进入药品市场搏击商潮。如何从学者走向管理者，成为一名复合型人才，是侯艳宁面临的又一人生跨越。
侯艳宁走马上任之际，正值我国药品流通领域发生重大变革之时，过去封闭式的经营方式已被开放型的医药市场所替代，这使医院在药品采购工作中有了更大的主动权，但由于厂家和商家之间不正当的竞争，也给医院药品管理增大了难度。因此，侯艳宁实施的第一个战略目标，便是结合医院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探索和完善药品规范化管理制度，制定了一整套操作性强的管理措施，严格监控药品采、供、管各个环节。特别是实行药品单品种报价采购办法，使药品采购、新药引进层层把关，公开透明，有效地堵塞了药品购销中的漏洞。
药品管理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侯艳宁把多年在科研中形成的严谨作风，运用于管理之中，钉是钉，铆是铆，从不含糊。近两年国家大幅度下调药品价格，有些医院为了减少损失，绞尽脑汁打“擦边球”，而侯艳宁却敢向社会宣称“降价不过夜”。去年和平医院共有118种药品降价，都做到了当天接到通知当天降价。
有一次，驻地物价局明确了几种药品在一周内完成下调价格，其中包括价格昂贵的阿奇霉素胶囊。和平医院刚进了一批这种胶囊，而此药当时用量较大，因此有人建议晚调几天，等到下星期物价局检查时再更换标价，这批药也就销售得差不多了。侯艳宁一锤定音：“必须在今天把价格调下来，宁可我们受到损失，也不能让患者吃亏！”这段佳话在社会上广为传诵，给医院带来了良好声誉。
侯艳宁懂得，在现代科学管理中，人格的力量不可忽视。早在上任第一次全科大会上，她就作出了一个响亮的承诺：如果我收了药商一分钱、吃了药商一顿饭、拿了药商一份礼，我自动辞职。
为了这个承诺，她从不在办公室单独接待药商，更不允许药商到家里造访；为了这个承诺，她曾一次次把拎着礼品的熟人、亲戚拒之门外……
无孔不入的药品推销商不相信攻不下这个“堡垒”，他们变换着花样，向侯艳宁发来了一封封请柬，邀请她参加各类药品鉴定会、新药发布会。因为侯艳宁是河北省药学会常务理事、药理学会理事长，让她这个“权威”出来说句话，等于给药品做广告。有的随请柬一同寄来了旅游的机票，有的在邀请信中预付了丰厚的鉴定费、劳务费。对此，侯艳宁一概退回，决不中“计”。
前不久，侯艳宁在河北省召开的医院药剂科主任会上，听到这样一句话：“在省会所有医院的药剂科主任中，和平医院的侯主任最‘牛’。”
侯艳宁一下子愣住了。细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牛”，是指石家庄任何规格的吃请，都请不到侯艳宁。
驻地有一位专跑医疗口的资深记者，听了这个说法后，有点不信，便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与和平医院有业务联系的药品厂家访问个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侯主任之所以‘牛’，是因为她腰杆子硬。
——她当药剂科主任以来，科里没有进过一次假药劣药，没有积压浪费一种药品，药品的自然耗损率接近于零，仅此一项就为医院节约了几百万元。药剂科连续两次荣立集体三等功，连续3年被军区、河北省、石家庄市评为"药品管理先进单位"。
——她当药剂科主任以来，先后投资近400万元，建起了一个在全国医院规模最大、设备一流的药理学实验室，科室科研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先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6项，仅去年全科就发表学术论文32篇。经国家卫生部考核验收，和平医院药剂科被批准为“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
——她当药剂科主任以来，个人药物成瘾性研究课题取得了新成果，先后5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共发表学术论文45篇，被中国药学会评为杰出新秀。近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她又被河北省医科大学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从贤妻良母到"巾帼模范"
——侯艳宁的第三次人生跨越
面对事业和家庭，一些女性往往找不到平衡点，多少事业有成的“女强人”总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这种被称之为“残缺的成功者”，在高学历的女知识分子中屡见不鲜。而侯艳宁却获得了事业、家庭的“双赢”。
她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博士家庭”。在她苦苦求学十几年，相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同时，她又极力支持丈夫完成了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业。就在侯艳宁走上科主任的当年，39岁的丈夫在河北省公开竞争招聘副厅级干部中脱颖而出，后因学识广博，政绩突出，又被任命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夫妻俩学业、事业同步发展，比翼双飞。他们还有一个争气的儿子。受家庭的熏陶，孩子从小就立下了当博士的目标，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优秀班干部。
在侯艳宁看来，家庭和事业是一个互动的整体。如同科学管理科室一样，她以特有的勤劳和贤慧把家庭也治理得井井有条，无论工作再忙再累，她只要一回到家，就把围裙一围，角色立刻转换为家庭主妇，洗衣做饭，把里里外外拾掇的干干净净，把丈夫儿子打扮得利利索索。每到月底发工资，她都按时给乡下的公公婆婆寄去赡养费，逢年过节，她总是忘不了捎去几身新衣服，而这一切从不让丈夫操心。
然而，自从夫妇俩各自走上领导岗位后，侯艳宁对贤妻良母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她对丈夫说：“我俩一个管药品，一个管干部，都处在当今社会的风口浪尖上，如果有一个被不正之风击倒，那么我们的家庭‘堡垒’就不攻自破”。丈夫深有同感：“对！现在有人热衷于走‘夫人路线’，你可得帮我把住家门。古人尚且能认识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我们更应该懂得良好的家风对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夫妇俩在思想深处有了更明确的共识。
一次开公司的一个大侄子跑到石家庄，想利用姑父分管科教部门熟悉的便利条件，在该地区中学推销一批电脑。在遭到姑父的拒绝后，小伙子又来“磨”侯艳宁：“大姑，您就让姑父打个电话吧！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呀！”还没等侄子把话说完，侯艳宁就把脸拉下来了：“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我是绝对不会为你姑父帮倒忙的。”
夫妇俩不好说话，有人便在他们孩子和老人身上做文章。为此，侯艳宁早对家人定了死规矩：不准收任何人的礼物。有一年春节，趁夫妇俩不在家，一位地方干部塞给小孩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说是给点压岁钱。小孩连声说：“我从来不收压岁钱！”硬是将钱退了回去。侯艳宁的母亲病重住院，有人送来一箱水果，70多岁的老父亲毅然将水果扛到楼下，放回来人的车上。上初中的儿子在一篇作文中曾这样写道：在商品大潮中，许多意志薄弱的人都成了腐败分子，而我的爸妈手中有权，却始终做到一尘不染。
侯艳宁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在儿子眼里，侯艳宁是一位廉洁奉公的母亲；在丈夫眼里，她是一位高风亮节的“贤内助”；在群众眼里，她是一位信念坚定、德才兼备的共产党员。
这是侯艳宁人生的又一次跨越。这个跨越又给她增添一串新荣誉：她先后被北京军区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被河北省评为十大“巾帼模范”；她的家庭同时被军区和河北省评为“文明幸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