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工疗站，医师眼中的精神病患者是怎样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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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市巷工疗站的工疗员们在上课。 浙江在线3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吴朝香陈伟斌)前天，杭州东河发现绑着铁链的女尸，此后警方调取监控，发现她是自己跳河的，初步排除他杀。家属已证实死者患有精神疾病。 精神病患者群体庞大，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有时难以自控、自戕或者伤人，都令人感到无奈。 你可能不知道，在杭州，有131家工疗站负责精神和智力残疾人康复。在医院治疗后、病情稳定并且在劳动年龄段的病人会被送到这里接受康复治疗。 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如何与周边人相处的？又有着怎样的需求？ 59岁的王丽(化名)和69岁的庞树莲，对这个群体有着特别的认知，她们分别是杭州仁爱家园米市巷街道工疗站的负责人和古荡工疗站的精神治疗师，两人一个从业10年，一个从业20年。 他们的一天 从一场游戏开始 米市巷工疗站和米市巷社区服务中心在同一栋楼中，坐落在生活气息浓郁的居民区中。 作为日托机构的米市巷街道工疗站有近30位工疗员，其中80%都是重症精神病患者。上午9点不到，一楼楼道里来来往往都是已经早到的工疗员们，有人在放声歌唱，有人只是单纯地踱步。 记者之前曾过来采访过一次，很多人还有印象，迎面走来，不少人会主动打招呼：你好。还有人主动帮忙叫医生：医生，有人找你。 他们穿着干净的呢大衣或者厚实的羽绒服，围着格子围巾，热心和善，就像是你隔壁的老邻居。 上午9点，王丽正在教室里上课，开课第一件事就是做水果接龙的游戏。 “苹果”“火龙果”，每人先击掌，再报一种水果名字，前面一个人说完，后面的就紧接上，水果名字不能重复，还要记清自己的顺序。 “这个游戏其实不简单，它能反映出每个人的反应能力如何，以此来判断他前一天晚上是否休息好、今天的精神状态怎么样。”王丽对当天的情况挺满意：两轮下来，没有掉队的。 医生能察觉到异常 但很难弄懂他们的心情变化 10年前，米市巷工疗站成立，王丽从全科医生转到这里来做负责人，“那时候，还想着也就是到这里过渡一下，谁知道一直做到现在。” “每个人都会感冒，有人是身体上的，而他们是精神上的。你们在电视上常看到那些精神病人，头发长长的乱七八糟，邋里邋遢，现实里根本不是这样。你看，他们都干干净净的。他们有些人很聪明，多才多艺，有的逻辑能力比正常的都好。”王丽走进上课的地方，指着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穿着黑色大衣，瘦瘦的很精神，“他小提琴拉得很好，经常被点名请去演出。还有一个40多岁的，让写几个三点水旁的字，她能写出来一黑板，不够用，擦掉，再写一黑板。” 不过，王丽也承认，这是他们病情稳定的时候。 “他们情绪会突然上来，有时是发脾气，吵闹，有时是变安静了。”因为朝夕相处，王丽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工疗员一个细微的变化，她都能判断出对方是不是有异常。 今年春节期间，一个工疗员一天给她发了六七条短信，王丽就知道他是躁狂了，“话多，兴奋，想吹牛。躁狂之后，接下来就会抑郁。” 果然，春节过完，这个工疗员再见到王丽，不说话，没笑脸，嚼个口香糖坐在那里，也不像往常一样打招呼。 即便这么懂他们，王丽也觉得精神病人的情绪变化很难掌控。 “我们这里一个小姑娘，平时性格蛮好，排练舞蹈的时候，有个动作做不对，提醒她，她基本都会笑嘻嘻地改掉。但有一天，老师说的时候，她突然凶巴巴地回过去：你为什么说我！我咒你下辈子下地狱！然后就开始骂人。” 在这方面，庞树莲也深有同感。 “我们这里有个女孩曾离家出走过，就因为过生日她妈没给她吃蛋糕。还有的会突然对家人发火，只是因为父母让他多吃两口饭。” 让他们尽量忙起来 才能避免情绪波动 米市巷工疗站的这间教室不大，简单到除了课桌就是一面写字的白板。上午9点到下午4点，工疗员们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在这里度过。 看报、唱歌、朗读、做手工……就像一群学生，每天来上学，学不同的功课。 这种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是有目的的：让他们尽量忙起来，思维运转起来，不停滞，也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情绪波动。 除了常规课程，王丽和同事们还有意传授生活技能，一位工作人员甚至把家里的棉被和被套拿来教他们如何套被子。 “他们多数人都是离异、单身，还有的是和父母一起生活，以后父母年纪大了怎么办？自理能力很重要。”家里有这么一个患者，家属的苦和无奈，这么多年，王丽见过不少，“很多时候，家属也被逼得一点办法都没有。” 王丽还记得有一个男的工疗员，人高马大，犯病了，家人要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他坚决反抗，“那么大的个子，力气又大，根本就制不住他。” 最后，打了110，叫来警察帮忙。“他就在那里对家人喊：你要是敢把我送到医院，看我出来怎么怎么你们。家属也害怕，没办法，只能让警察把他送去，自己偷偷跟在后面，到医院趁他不注意，签字把手续办了。” 更磨人的是生活上的一些琐事，比如家属每天叫他们起床，让他们吃饭，这些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家属那里，却成了每天要完成的任务。 他们最怕的 是动不动就被说犯病 工疗员们最怕什么？ “什么举动都被人看作是犯病了。”王丽脱口而出。 曾经有很多工疗员眼泪哗哗地跑到王丽这里诉说自己的委屈。“他们遇到高兴的事，兴奋了，或者偶尔情绪低落了，家人就很自然地说，看，又犯病了。其实，就是正常的情绪波动啊。” 王丽感叹，大概长年累月面对这样一个需要被特殊关照的人，时间久了，有些家属的确说话不太注意，“所以，有时候最亲近的人反而最容易伤到他们。”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言语上的刺激，那么有些家属的抗拒对患者则是身心上的巨大伤害。 这也是为什么，20多年精神卫生工作做下来，庞树莲尤其觉得家属的配合太重要了。 “我们在入户家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监护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家人有病，更不愿把他送去治疗。他觉得这是件很丢脸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就把病人圈在家里，不让出门。” 庞树莲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有个10多岁的小男孩，极端狂躁，奶奶管不牢了，带到工疗站咨询，他一来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有人过来打招呼，他随手搬起椅子就砸，“我们一看就是需要治疗的，而且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但他妈妈不承认，坚持是孩子太皮了，这个妈妈还是位医护人员啊。” 王丽也提到，她在入户说服一些家属把病人送到工疗站时，很多人都会一口拒绝：“工疗站？不要，不要，那都是疯子待的地方。”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作为家庭，肯定很痛苦。有些监护人，真的付出很多。如果不幸家庭成员是这样的，家属们能正视这是第一步，起码不回避，治疗起来总归是好的，不然对病人，还是周围人，都不利。”庞树莲说。 她在入户说服一些家属把病人送到工疗站时，很多人都会一口拒绝：“工疗站？不要，不要，那都是疯子待的地方。” 我们，总是说要离他们远点 近年来，有关精神病患者肇祸的事件时有耳闻，有的触目惊心，但是，总体上，我国有关部门对此的重视和管理都在提升。 不过，记者采访得知，目前虽然医疗手段和管理方式都上去了，也并不能将所有病人完全管好。 采访中，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表示，“不能接受和面对这样的现实，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有位患者一看到钱就犯病 他不可笑，只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对于精神类疾病的诊疗和管理，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副院长陈致宇看来，并非只是简单的社会投入问题，其实社会上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依旧欠缺，“不能接受和面对这样的现实，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过北京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费立鹏对我国4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该数据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很多人，都对精神病患者敬而远之。 米市巷街道工疗站的负责人王丽，自然也没少听到这样的说辞，最常见的态度就是：离他们远点。 还有的则是把工疗员们的举动当作一个笑话，“我们这里有一位患者，一看到钱就兴奋，然后犯病。我身边就有人觉得非常可笑。” 但王丽知道，工疗员们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时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表现难以理解，其实是有原因的。 “有些人嘴巴里嘀嘀咕咕，这是他们出现了幻听，和脑海里那个声音在对话。还有的骂人，那是在和那个声音对骂，但是不知道的人就会误会。” 陈致宇说，因为精神病人的病灶在人的“指挥中枢”——大脑。大脑一旦出现问题，言语、动作和情感都会表现凌乱并难以被人理解。这种表现很容易被歧视和误解，特别是出现一些攻击性行为时，就更容易“谈病色变”了。 这么多年下来，王丽努力去摸透他们的想法。 聊天中，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他们不是做错事，只是思维方式不同。 但她承认，即便努力尝试，有时还是很难理解他们的世界。 “有个工疗员，总喜欢自己独自看报纸，一份报纸能看整个下午，也不太和其他人交流。因为他乒乓球打得好，我们工作人员有一次让他放下报纸去打打球，他就突然发火，跑去社区投诉。”面对这种状态，王丽也只能站在“他们是病人”这种角度来解释。 只有在医院才感觉被尊重 病耻感让他们不敢面对现实 尽管国家和医学界也在尽力宣教，希望人们能接受和认知精神病，但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关系，人们对精神病人还是排斥、歧视。 其实，很多重症精神病患者，也能经过治疗回归社会，甚至组建良好的家庭。 陈致宇说，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波动，有些行为无法预测，外界也不愿意与其沟通，病患就容易被孤立。 同时，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有“病耻感”，他们不愿去专业的精神病医院接受诊疗，“这也是因为很多人对精神疾病有偏见。” 工作中，陈致宇和其他医生会主动与病患沟通，“病患很希望被社会接受，有病人也说只有在医院里才感到自己是被尊重的。一方面是因为医护人员尊重他，另一方面身边都是病友。但社会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感觉还是医院好，但是很多人无法长期住院。” 在米市巷工疗站采访的时候，记者曾问过王丽，工疗员们最需要什么？ “被周边的人认可。”王丽说。 “他们真的很渴望被社会认同，你可能想不到这种激励有多大。”王丽举了个例子，去年有个单位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大型演出，这很少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请这些人去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其实没那么可怕。他们事后就很兴奋：我登台，我表演。这种正面的情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只是在病症的影响下，才会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陈致宇并不赞同外界对精神病人的世界观进行单独分化的观点。 陈致宇在长年工作积累中发现，即便在犯病时，他们也有三观，“例如有的病人会产生幻听让他去自杀或伤害别人，但病人不会马上去做，他会有意识地去珍惜生命，去抵抗幻听。直到抵抗不住时，才会出事。” 这个话题让王丽也有些无奈，“精神卫生的知识还需要加大科普力度，大家都应该多了解一些。” 真正引发严重肇事的比例为万分之一 但“中间层”的管理有点难办 如何管理，始终是一个现实问题。 陈致宇介绍，目前我省纳入网络管理的精神病人有四万多人，其中真正引发严重肇事肇祸的比例则为万分之一左右。 但陈致宇也坦言，虽然比例很低，可一旦出事可能就是恶性事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个“中间层”的精神病患群体，在管理上比较尴尬——他们是没在医院接受诊疗，同时也不在社区机构康复休养的精神病人群，一旦家人监护缺失就容易出事。 在工疗站，工作人员发现，有时一些病人有明显的精神问题，但家属不愿正视，病人也不配合就医，因此也没有医院诊断证明。 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人投诉，工疗站工作人员也不能直接干预，因为新的精神卫生法规定，没有诊断证明就不能把人随意送往精神病医院。 医院层面，除非是病人肇事肇祸后，由社区、公安等相关人员协同送来，否则理论上，是不能上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收治诊疗的。即便是来医院诊疗，也必须由病人一方出于自愿(包括家属陪同下的自愿)才可以。 “这个群体是否可以适管适防？”陈致宇说，社会对精神病人的不理解乃至歧视，让很多患者不愿被外人知道自己患有精神病，所以这些人怎么管确实是一个问题。 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监护人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实中，很多病人出院后，因为周围环境的歧视，会导致病人抵触治疗，“人们的观念中，不吃药就代表病已经好了，精神病患者也有同样的观念。如果监护人不细心，病人有时会自我停药，这很可能导致发病。” 从一些案例的发生可以发现，正因为监护人的不配合甚至抵触，才导致病人发病甚至出状况。陈致宇观察发现，只要能在监护人的配合下坚持服药和积极接受治疗，精神病人一般都能保持稳定状态，而“最高境界”就是相对正常地融入社会生活。但是，对严重患者的日常管理还是要严格些。 陈致宇希望，在特殊情况下，家庭监护人能对这个群体承担起管理责任，如果不行，那么社区应该参与进去，“相关执法部门也可以提醒监护人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因为万一出事，监护人还是会承担一定责任的。” 陈致宇最后说，很多精神病人接受治疗后病情缓解，表现几乎接近正常人，而回到社会环境也是他们的权利。 有的病人会产生幻听让他去自杀或伤害别人，但病人不会马上去做，他会有意识地去珍惜生命，去抵抗幻听。直到抵抗不住时，才会出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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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神病患者，工疗员，精神病人，监护人，中间层，幻听，诊疗，肇事肇祸，苹果，火龙果 |
